范蠡智慧来源之二——汇聚百家 ——兼论与王子朝奔楚的联系
内容提要：范蠡智慧来源于哪里？其构成于故里基因，汇聚百家，实践探索。本文就汇集百家做一浅析。这与“王子朝奔楚”有密切联系。公元517年，因周室内乱致使本应接受周王位的周景王庶长子姬朝奉周典率百工奔楚。范蠡有机会师以老子为名师，并阅读了周室馆藏的丰富典籍。这可从范蠡与老子思想许多相通之处，及范蠡思想的博大精深之中可以窥探一二，得出结论。
近年来，关于春秋末年范蠡的研究，可谓盛极一时，史学界、学术界评价他是“治国良臣”、“兵家奇才”、“商家鼻祖”、“经营之神”，尤其是对他的经商之道，三散千金，富而行其德，更是研究者蜂起，注家如云。但对于范蠡的智慧从哪儿来？为什么他会有如此的成绩？作为研究者却是应者寥寥。我曾写过《范蠡经济思想来源之一故里基因》一文，认为其范蠡智慧构成于“故里基因、汇集百家、实践探索”三个方面。现就汇集百家作一浅析。
大家知道，范蠡是“楚宛三户人”，即楚国宛邑三户里人，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虽说范蠡故里宛邑是人杰地灵，文化厚重，淯水（白河）码头也是交通要道，但范蠡作为乡间贫民，纵是志向非凡，聪明绝顶，也必须要师从名家，博览群书，才可能有经天纬世之才。我认为：范蠡的老师及学习的经典与“王子朝奔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 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这说的东周末年发生的一件大事。公元前520年，周景王突然死去，朝臣们没有按景王立庶长子姬朝为太子的旨意办事，而立了太子姬猛为周悼王，后又改立太子姬匄为周敬王。王子朝非常恼怒，在成周（今洛阳）自立为天子。因此周朝发生内乱，结果，王子朝在洛阳当了五年不被王室认可的天子，于公元前517年，被周敬王借助晋国的势力赶走，才有了王子朝奔楚之事。当王子朝带领四大家族近臣共万余人跑到楚国，恰逢楚平王新丧，楚国内混乱，王子朝一行滞留在楚国边境西鄂（今南阳石桥镇）一带。公元前506年，趁吴楚交战之机，周敬王派人杀了王子朝。《左传·定公五年》载：“五年春，王人杀子朝奔楚。”根据三国魏时奉敕所撰皇帝典籍《皇览》载：“（王）子朝冢在南阳西鄂县，今西鄂晁氏自谓子朝后也。”也就是说：王子朝的墓在南阳北的石桥一带，现在石桥一带的晁氏自称是王子朝的后人。
关于王子朝奔楚的考古研究，我们可以在2018年5月11日至12日《王子朝奔楚暨南阳先秦古遗址保护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中窥探一二。该《纪要》摘要如下：
会议来自全国著名高等院校，研究所以及地方专家、学者共六十人，围绕王子朝奔楚事件展开广泛深入研讨，达成四点共识：
一、根据相关史书记载，两千余年世称“王子朝之乱”应该纠正为“单穆公、刘蚠等之乱”。
二、王子朝家族东周墓葬区可能在鸭河工区一带。现在南阳一带的姬、邵、毛、尹、南、李等姓氏是随王子朝奔楚成员的后人。
三、王子朝是现在南阳地方的晁姓的渊源。
四、该事件是中国先秦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东周典籍入楚，老子隐居南阳，山海经编纂地等应作深入研究考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先秦学会会长宋镇豪在研讨会致辞中说：王子朝携周典奔楚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是中华文明史个例研究的一件大事，不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推进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而且对中国历史、中华民族甚至整个人类文明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有关部门和人员要抓住机遇，珍视、保护、传承、开发、利用好这份全国唯一性历史文化资源，做好这篇大文章。”有学者考证：南阳历史名人鬼谷子、范蠡、张衡为“征藏史”老子的学生或再传弟子。
我对现代学者的考证深以为然。
一、老子到南阳
老子，名聃（前571年——前471年）。是我国著名的思想、教育、哲学大家。因为老子担任周朝的藏书史，也就是图书馆馆长，学习于前人的各种先进思想，才成为道家思想的创始人。他撰写的《道德经》，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是除《圣经》以外被译成外文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公元前543年，周景王让老子起草了名为“前哲令德之则”的法律“刑书”条文，铸在“无射钟”上公布于众，史称“无射钟变法”。因此得罪了反对变法的一些近臣及晋国，埋下了王子朝奔楚的祸根。周王室之乱其实是变法与反对变法的两派斗争。老子是周景王的司空，又是藏书史，是变法的总设计师，是改革的坚决支持维护者。
变法失败，自然要和带头人王子朝一起避难。从逻辑上说，王子朝奔楚携带典籍，作为图书馆长没有不随从的道理。《庄子·天道篇》称：“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这里称老子为“征藏史”可解释为“出征楚国时图书馆长”《庄子·天运》又载，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这里的“南之沛”是指南阳九夷之一的“沛”，孔子五十一岁时第三次见老子，是在王子朝奔楚之后。可见有学者认为：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老子为守藏之史，居国大矣，周衰，遂去。书五千言而去，莫知其终。”其后陕西又演绎老子至陕西周至县，死后葬于楼砚观台的说法并不可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西北学者李永海著述出版的《老子道德经楚语考论》中查出：该书有楚国特殊方言五十一个。证实老子为楚人，《道德经》成书于楚地，老子退隐于西鄂，南阳西峡境内的老君洞可能就是老子的隐居地。
二、范蠡从名师 老子公元前517年随王子朝到南阳，这年的范蠡约17岁左右，风华正茂，倜傥不羁，世人都以为疯，初遇文种，相见恨晚，终日纵论天下，相互引为知己。范蠡居住的三户里距西鄂在百里以内，风闻此事自然高兴万分，若老聃之名又如雷贯耳，设法求见拜师在情理之中。按照范蠡志向与聪明，得贤者与高人为师，肯定会如饥似渴，昼夜苦读，不耻下问。老子作为学贯古今的教育家，看到范蠡的非凡志向，不同常人的言谈举止，也当然大喜过望，认为找到了思想传人，学识承载，势必会悉心教导，倾其所有。这种师生相处，一直延续了四年，到公元前513年，范蠡已成饱学之士，经过与文种的精心策划，辞别老师，出宛闯天下。后赴越国，因失败陪勾践做了三年奴隶。在其精心策划下，奇迹般地返回越国。作为兴越灭吴的总设计师，制定了刷新政治、安定民生、励精图治、富国强兵、报仇雪耻的总战略何总政策。经过十年教训，十年生养，终于灭了吴国。使地窄、人稀、物少、经济落后的越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后又辞官经商，开始人生第二次创业，“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1]成为千古商圣。
三、范蠡思想与老子思想有多处相同
纵观范蠡生平智慧及丰富思想，有很多是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思想。
(一)是给予天道观朴素的唯物主义阐释。范蠡认为天道非神秘不可捉摸。他说：“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2]即是说，天道是惶惶，然而显而易见的，就像太阳的出没、月亮的圆缺一样，都有自身的规律，而非神的意志的表现。又说：“唯地能包容万物以为一。”即只有地才可能包容万物，绝无偏利。基于此，人们对王权、神权开始怀疑否定，从而产生了自然主义的天道观。范蠡在兴越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他告诫统治者“不乱民功”[2]提醒和鼓励劳动人民“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2]“田野开辟，府仓实”[2]只有这样才能五谷丰登，维持生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范蠡的天道观和老子的天道观一脉相承。“天可道，非常道”；[3]“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老子是第一个把道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提出和加以阐释的。学者研究认为老子所说的道的特点应归纳为以下几点：
1、道是物的自然法则，他排斥一切王权和神权。
2、道永远存在，它是永存物质的自然性。
3、道是万物的本质，没有万物，道就不存在。
4、道是世界万物的基础和自然规律。
5、道的基本法则是：万物与一切现象，处于经常变化和运动之中。
(二)是矛盾的对立面可以互相转化。范蠡认为：“时将有反，事将有间”，必有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2]即是说天时将会有反转的时刻，人事会有间隙可乘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天地的常道，才会获得天下有利的成果。“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日中则移，月满则亏……阴阳更唱，气有盛衰。”[4]这些都揭示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的诸多对立面，从自然现象中的善恶、祸福、盛衰、盈虚等，并指出了相互转化、彼此消长的不断变化、运动。也正是在这种思想下，劝诫勾践相信，越国只要能因势利导、奋发图强，一定会有由小变大、以弱胜强、转败为胜。老子认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3]它的内涵是要说明，天下万物在表面上都可以真善美和假恶丑为两个对立面。美的可以造成恶的结果，善的可以造成不善的影响，任何美善的事物，本身都包含着不美和不善的一面。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美丑、善恶的转化，乃是大道运行之必然，亦是事物发展之规律，若把美、善的事物视为永恒不变的，那必然会事与愿违。范蠡不仅深得此要义。还把它在生活与社会实践中检验并发扬光大。
(三)是守时待势，韬光养晦。在形势不利或趋于逆境时，善于守时待势，韬光养晦。是范蠡不断迈向成功的一大秘诀。公元前490年，吴王夫差为报槜李（今浙江嘉兴西南）之战杀父之仇，准备对越发动战争。越王勾践却要先发制人，出兵攻吴。范蠡认为，越国准备不充分，实力弱，时机不成熟，应该守时待机。规劝越王“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1]但是，勾践不听，一意孤行，最终战败夫椒，困于会稽。在越王生死存亡之关，范蠡力主“卑辞厚礼”向吴求和，甚至自愿陪同勾践入吴为奴。在范蠡的劝导策划下，勾践君臣在吴“三年不愠怒，面无恨色。”[4]卑事吴王，贿赂伯嚭，终于取得夫差信任，被释回国，赢得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在二十年的兴国过程中，他又协助越王制定守时待机的总战略。强调：“时机不到，不可能强迫万物生长，事情不到转变时，不可强成。泰然处之以待天下之变。因时制定而定男女农穑丝帛之力。力主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殷盛，母空田废业，使人困乏，而怨乱成为祸阶。”[5]按照这一战略部署，越国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各个方面，发展人口，振兴经济，强化军事，结好外邦，终于使国家强盛，雄起于南方。使越国取得了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的优势，终于为灭吴奠定的坚实胜利基础，这种治国理念与实践，实际是老子委曲求全和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的延伸。“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3]意思是说要委曲反而能得到保全，屈就反而能得到伸展。低洼反而能得到伸展，低洼反而能得到充盈，破旧反而能新生，少取反而能多得，贪多而产生迷惑。老子教导人们以委曲求全的谦恭去处事为人，对待生活，以保全自己，免受伤害。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为无为，则无不治。[3]老子认为，圣人之治在于无为。只要心里没贪念，就不会有不满及争夺之心，从而使自己达到一种纯朴自然的状态，要使社会物质条件丰富，人民就不会为温饱而纷争，生活安逸自在，达到一种最理想的境界。民众为了使这种美好生活永远延续，就会自觉地维护这种和谐共处的状态。他不希望人民有志向，要求人民体格强健，以免除身体的痛苦。他认为内心存在志向，人们就会为自己的志向而不择手段，这是恶行发生的前提。无为治国，即统治者不要妄加干涉百姓生活，使百姓安居乐业。政治清明，政策放松，没有苛捐杂税，没有战争兵役。只有采取这样的措施，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范蠡把这种要委曲求全延展为韬光养晦的，把无为而治发扬为富国强民，以达到守时待势，兴越灭吴的策略。充分体现了他在继承前人思想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心胸及智慧，
(四)是功成身退而名留千秋。范蠡助越王勾践谋成国是，越国成为五霸之一。范蠡并没有功成而待名就，而是急流勇退，他给文种的信中说：“吾闻天有四时，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贤人乎！蠡虽不才，明知进退。”[4]，于是乘扁舟出三江，开始了人生第二次创业。范蠡在从政路上高歌猛进，事业巅峰时猛然退却，其实是一种人生再选择的华丽转身，是一种人生大智慧的再次勃发。认为时有四季，人有盛衰，知道进退存亡是君子所为的人间正道。而越王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只是一个原因，并非主要原因。否则，就无法解释，当齐人闻其贤，聘他为相，他再次封印辞相的原因了。“居家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详。”便是他为人处世，对人生理解的最好的诠释。纵观范蠡一生“三迁”，既是本着“趋利避害”的原则行事，也是一种功遂身退，不断择地而生的游移精神。正如司马迁所称赞的；他的“三迁、三散”不是消极地退隐避祸，而是积极进取，有所突破，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他每到一处新的环境，总能有以敏锐的洞察眼光，大胆的创业精神，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开辟新路并迅速打开局面，创出新的业绩。这是一种生存大智慧，是高层次的人生哲理，对后人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就是长颈鸟喙的越王勾践，也敬佩之极。“王命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而朝礼之，浃日而令大夫朝之，环会稽三百里者以为范蠡地，曰：‘后世子孙，有敢侵蠡之地者，使无终没于越国，皇天后土、四方地祉之，同以为证。'”[2]就是说，范蠡辞官出走后，越王命令工匠用上等的黄金，铸造范蠡像而亲自朝拜，又命令越王的大臣们每隔十日朝拜范蠡像。又以会稽周围三百里作为范蠡的封地。说：“后世子孙，如果有谁敢侵犯范蠡这片封地的，那么我会让他在越国不得善终，此言天地为证，四方的官长也共同为此做证。”这与文种只进不知退而被杀，真是天壤地别。范蠡的认识实践与老子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在《道德经·持而盈之》中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意即：保持着盈满的状态，不如适可而止。捶打得既尖又利的铁器。不能长久保持锋利。纵然金玉堆满房屋，谁也不能长久守住。富贵而又骄纵，定会给自己带来祸害。功成名就之时，要含藏收敛，急流勇退，这才符合自然运行的规律。老子意在告诫我们，物极必反。太满会溢，进退有变。太露锋芒就会遭人嫉妒和陷害，不如到一定的时候退而隐之，即功遂身退，不可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欲望，退隐不只是形式上，而是要有功不倨傲，有名不持久，有财不扬。这就是老子倡导的“大道”理念。人类只有和大道同步。才能达到收放自如，进退有度的美妙境界，可以说，范蠡是对老子这一思想心领神会，融会贯通，发扬光大，身体力行的第一人。
四、范蠡与在南阳与计然相识
北魏李暹为《文子》做注，指出：“文子，姓辛，葵丘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蠡其遗言十二篇。”《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文子九篇》注：“《文子》九篇，老子弟子，与孔子并行时。”《太平御览》载：“名文子，博学无所不通。范蠡知其贤，卑身事之。”记载老子是计然的老师，计然是范蠡的老师的史料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至于计然是什么时候师以老子，一般认为是在老子为周守藏史期间，也可能是老子去周为“隐君子”期间。范蠡什么时间师从计然，一般的说法是去越国游览，碰到范蠡，收他为徒，授其七策。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用其五而灭吴国。《史记·货殖列传》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我认为：说计然师从老子是老子在周为守藏史期间是正确的。这是因为，老子作为周的图书馆长，又是当时的思想家、教育家，不只是编纂、收藏、管理图书，更重要的是要著书立说，收授徒弟，培养人才，传播思想，为社会所用。按史书记载，老子至少在周都待了30年。如《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对弟子南宫敬叔说：‘周之守藏，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今吾欲去周求教。'”《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载孔子拜访老子回鲁国后对弟子说：“……乘龙风云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孔子离周，老子送别，赠言道：“吾闻之，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吾不富不贵，没有财富送你，愿以数言相送。”老子悉心教授学生，且对来拜谒求教之人均以诚以礼，不吝赐教。计然作为常遨游于山海湖泽的商人名士，到周求教于老子是自然的事，况且，只有这时的老子，才是收徒授业的最好时机。据说计然是宋国人，相貌平庸愚钝，但自小好学，通览群书。哪儿有丰富的藏书，只有周室藏书丰厚，汗牛充栋。也正是在计然潜心师从老子学习的时期，周室发生了政变，支持周景王改革的老子因景王之死面临受迫害的危险。王子朝力挽狂澜，勉力支撑了5年，终于失败，被迫奉典奔楚。老子、计然自然而然随众一起到了南阳西鄂。这时的计然已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据《范子》十二卷记载：“计然者……为人有内无外，形状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而知著。其行浩浩，其志汛汛。”范蠡拜见老子的同时，也见到了计然。师从老子学到了关于“道”的初级辩证法常识，学到了治理国家的政治理论。师从计然学得了经济发展，商业运作等方面理论和经验。才和文种出走，赴越成就了一番事业。至于有记载说范蠡是在越国时师以计然的说法，我很赞成范蠡研究专家夏廷献先生的研究成果。他在《七十二个问题说范蠡》中认为：一是范蠡出道前——在老家已经有了学识，才引起当地县令文种的重视，如果是到了越国才拜计然为师，还是个“学生”，怎么能得到越王的信任和重用呢？二是计然如果也在越又是范蠡的老师，本领自然要比范蠡要大，为何史书说到勾践身边的能臣时，只说“种蠡”，并没有提到计然呢？以范蠡的为人处世原则，也不会把老师晾在一边吧。三是如果确有高人计然，而且又在越国，越国用其计策，得以称霸，计然之大功，文种、范蠡也难比，为何“书不见其名，史载不述其传呢”？例如《国语》，“叙吴事甚祥，独不及计然。”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国语》是一部记载西周春秋（约公元前967年——前453年），王侯卿大夫治国言论的原始史料汇编，在其235条材料中，确实没有提到计然。《吴语》中：“越王勾践乃召五大夫，曰……勾践愿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无阿孤，孤将以举大事。”这五位大夫分别是舌庸、苦成、文种、范蠡、皋如，唯独没有计然。如果确有计然其人，一是不可能在越国时范蠡师从他，二是计然没在越国任过职。
五、范蠡研读了大量周典
按《左传》记载：“王子朝……奉国典以奔楚。”这周典可是周朝国家档案馆、图书馆的馆藏典籍，据载是：“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书，汗牛充栋，无所不有。”不仅包括周王朝数百年政治、文化典籍，还包括周王朝继承的夏商时期国家的重要典籍，应该包括《夏刑》、《书》、《诗》、《历》、《礼》、《乐》等典章文物、图案、盟誓、信符、奏章、文书等档案资料。而这些典籍并非用纸张写成，而是刻在竹简、骨头或者青铜器上，体积之大、之多、之繁无法想象。据说，前几任馆长读完一个用了六十年，一个用了五十年，老子用了三十年。王子朝在南阳西郡这个地方盘踞了十一年，想复辟王位，最终落空，这些典籍的去处成了千古之谜。范蠡有幸称老子为师，一是能方便接触这些典籍，尽情大量阅读；二是能在老子的指点下，拣其重要博读精记；三是有老子的心得体会，帮助其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四是能结合社会现状深刻领会，独出心得；五是指引自己的人生志向，更加坚定、明朗；六是边学习，边研究，边规划未来，奠定成就自己一生大业的坚实基础。据研究者推测，老子的《道德经》很可能就是在此期间酝酿成熟而写成的。《国语·越语上·下》所记载的范蠡的一系列言论，很可能在此时已有了初稿。
从范蠡一生波澜壮阔的实践轨迹，不难看出他是一个传奇的复合型人才，学识渊博，通晓政、经、军、哲、文、史、艺以及天文、地理，不仅知识全面，水平高超。他人格独立，信念坚定。范蠡为了国家利益，人民福祉，能忍辱负重，甚至在危及生命的情况下，不屈服，不动摇。当他兴越灭吴后，看出勾践要继续征战，可能并把目标定为自己的母国——楚国时，立即辞官而去，尽管越王以死相威胁，也毫不顾忌。他这种只忠于自己认定的利国利民事业，而不依附于任何人的独立人格，在中国封建官场史上，在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中可以说鹤立鸡群，如日月悬空。他为人诚信，追求卓越。范蠡在一生的拼搏进取中，勇于担当，不断创新，似无止境。在他从政40余年中，为了越国的振兴与民生，他引领和团结越国的统治阶层励精图治，富民强国，强国强兵，制定和实施振兴国家的总方针和总战略，终于完成了强国大业，实现越国称霸一方的宏图大愿。却又以惊世骇俗的举动华丽转身，辞官下海。他为人诚信，富行其德。范蠡辞官经商后，依靠自己的勤劳智慧、诚信，赢得多处经营的官民的极大信任，不仅创造了“十九年三致千金”的奇迹，还开辟了自由贸易的市场，总结了市场营销的规律，树立了经商道德规范。更重要的三散千金，救贫济苦，成为中华慈善事业第一人。像这样一位奇人、超人、完人，如果没有诸子百家学说的滋养，没有先贤前辈榜样的标杆，单靠个人的智慧修养是怕很难做到的。
由此可见，范蠡的无穷人生智慧，博大精深的思想，特立独行的人格，标新立异的行为，三聚三散的伟业，在故乡宛城三户里时，便已奠定了坚实基础，已得名师教训，百家真传。正如已故著名作家周同宾所说：“宛城是范蠡人生的出发地，一迈开步伐，就走上了辉煌，走上了青史。如果没有在故乡的研修历练，日后的种种一切皆无从谈起……我相信，范蠡离开老家后，无论在越、在吴、在齐、在宋，是会时时系念桑梓的，不会忘记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
六、范蠡是南北文化传播的带头人
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主任，在2018年5月11日在《王子朝奔楚暨南阳先秦古遗址保护学术研讨会》上说：“从历史上看，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随着王子朝被杀，这批周室典籍也不知下落，无疑是中华文明的重大损失。但从文化现象上看，楚文化发达很大程度得益于王子朝携带典籍南迁。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兴起，恐怕更是直接受益于周室典籍外传。”应该承认，范蠡是周籍文化的首先受益者，也是中原文化向南传播的使者带头人、创造者。西周至春秋初期，楚在华夏国家的眼中属于“蛮夷之邦，”楚国也自称“蛮夷。”春秋末期，随着楚国政治经济的进步，楚国的文化也迅速发展起来。楚文化的发展有多种方式，其中楚与北方华夏诸国进行的争霸战争是其中之一。激烈而频繁的战争，使楚与北方经济文化的交流进一步加强。而王子朝奉典奔楚更是北方文化南进的主要渠道。《国语·楚语》载：楚国贵族所受的教育是以北方文化为主要内容，《诗》、《书》、《礼》、《乐》是楚国贵族学习的教科书，这与北方诸侯完全一致。范蠡出宛赴越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也在传播周室与楚文化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范蠡不仅学习了老子的“道学”，还是儒家思想精华的继承者，同时还学习了孙子的“兵学”，是一位集儒、道、兵三学为一体的融会贯通者，是一位古代的通才。在儒学看来，士、农、工、商，商为最下等级，但范蠡从士到商，是对这种等级划分的公然挑战。在经商过程中，不仅取材有道，而且散千金以济众人，显示的“仁者爱人”的高尚品德。在从政期间，反对征伐，“慎重用兵。”同“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3]这种老子思想是一致的。他曾对越王谏言：“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2]最后灭吴是因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在战争中他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措施，即使在经商中他也灵活地运用了军事辩证法；随时逐利，适应市场，灵活经营。其用兵和经营思想，充满着孙子“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的兵法思想精髓。所以说，范蠡作为那个时代主要思想学派的集大成者，他传播的文化的内涵丰富，对当时和后世影响之大，是难以估量的。
其次，范蠡传播的文化种类繁多。其中包括：
1、农村方面。范蠡在兴越过程中，非常注重农业的发展。他力谏勾践：“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殷。无旷其众，以为乱梯。”[2] 即是要越王重视农业生产，让老百姓把荒芜的田野开辟出来，让府库仓廪充实起来，让民众富余殷实起来。不要白白浪费民众的时间，以免造成为导致民众动乱的阶梯。他把发展经济和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既是以农为本，也是以民为本。
2、制造业方面，在兴越过程中，越王在范蠡文种的建议下，大力发展各种制造业、青铜、冶铁这种先进的冶炼和制造技术。在范蠡赴越之前，越国的生产力十分低下，农业还处在“刀耕火种”的水平，就是农民不耕地，只是把种子撒在地上，任其自然生长。范蠡要发展经济，首先农业要发展，先进的耕作技术及机具就十分必要。同时，在他的引进、指导下被广泛采用，不仅用于农耕机具，并用于武器制造，船业制造。现在湖北省博物馆陈列有“天下第一剑。”此剑于1965年出于湖北荆州市望山墓一号。出土时青光炫目，能轻易裁纸，上刻八个鸟喙铭文：“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剑。”这是越最终被楚灭，楚缴获的战利品。经专家考证，此剑应是范蠡兴越过程中来为勾践监造的。因为，当时的范蠡故里宛邑冶炼也已十分发达，制造的同时，一定引进了宛邑高级的铸造师，才造出了二千多年后还得保持锋利的青铜剑。现在南阳的汉冶铁遗址也许是春秋时冶炼的旧址。
3、商业方面。范蠡经商之所以发展迅速，能十九年三聚千金，有两大法宝，一是搞多种经营，二是加快资金周转。据各种史料记载，范蠡当年同时从事水产养殖、房地开发、边境贸易、五畜养殖、皮毛加工、陶器烧制等多个行业。形成了一个集团公司。多种行业互为弥补，竞相发展。不仅带动了相关产业，繁荣了社会经济，也促进了商业文化的发展，如“养鱼经”的出现，总结出的市场营销规律，“经商十八法”等影响后世的商业精髓。在经商过程中，把握“物极必反规律，”“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按规律办事，在货物低价时买进，高价时卖出。贱买贵卖，加速周转。货物存储有度，货币使用率周转提高，使做到“以钱生钱，滚动发展，”进入良性循环。范蠡的经商实践及思想积累，奠定了商道基础；其文化成果影响历代工商业后人。当然，范蠡在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企业、军事等方面，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符号，历史记载，民间故事，神话故事，俚语俗语等不一而足。以至于二千多年后，香港文学大家金庸生前说，我最佩服两位中国人，一是古代的范蠡，二是现代的邓小平。后世对于范蠡的研究可以说是历代不衰，且不断发展丰富。其文化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这在中国历史人物中，应是无出其右的。
本文作者：于金献老师
河南省范蠡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商圣范蠡研究院高级专家顾问
作者简介：于金献，河南省范蠡文化研究院副秘书长，南阳市宛城区地方志原主任。
[1]司马迁. 史记[M].中华书局: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 201912.928.
[2]左丘明.《国语·越语下》[M]
[3]老子.《道德经》[M]
[4]赵晔.《吴越春秋》[M]
[5]《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评传》[M].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8
[6]孙武.《孙子兵法》[M].中华书局